记者 刘钊

陈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并从产业集群、区域布局以及空间梯度转移等角度，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特点进行独到的分析和评论。

近日，《电器》记者对陈耀进行了独家专访，结合中国家电行业今年上半年面临的一些困境，陈耀提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并且认为“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而对于中国政府和整个产业界来说，“困境正是调整的机遇”，应该有信心“化危机为契机，最终推动产业升级”。

2008年7月以来，国家商务部等有关高层管理机构对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和广东几个省市进行大规模的集中调研，引起各方广泛关注。这几个省市都是中国的经济强省和出口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0%，出口比例更是占到全国的60%～70%（仅广东一省出口就长期占全国出口的1/3）。陈耀认为，这更加说明中国政府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不排除近期出台有关扶持产业发展政策的可能性。

动态看待“低成本”《电器》：中国的制造业是在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转移最初主要是看中了中国非常低的劳动力成本，那么是否可以说“低成本”就是中国制造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呢？

陈耀：其实，世界制造业的转移经历了从最初的英国、美国中心到德国、日本中心，到后来又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再后来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接下来正在出现向中国内陆地区继续转移的趋势。在这些转移过程中，制造业始终是在追逐着成本的“低洼”区而行，而劳动力成本就是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内容。

日本学者曾提出过一种“雁形模式”的理论，就是说制造业的转移会经历一个“技术梯度转移过程”，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少的制造工艺总是率先被转移，随着当地制造工业的成熟，转移的技术含量也会不断增加。

近30年以来，中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成功引进（其实主要还是对资本的大量引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际资本看中了中国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再加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以及整个制造业涉及到的各个环节，比如土地使用和税收政策等外部环境，所有因素加起来形成的综合商务成本都是很低的。因此，这些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

虽然最近两三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电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制造形成的这种“低成本”优势呢？陈耀：一定要动态和发展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像某些国际资本那样，至今只停留在进入中国早期那种认识上，认为中国的优势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就可能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近年来，中国制造在伴随低成本竞争的同时，产品品质也在大幅度提升，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物美价廉”，很多外国消费者从内心接受了中国制造的消费品。

《电器》：这种变化给中国的制造产业带来了什么呢？

陈耀：最突出的就是，很多行业或者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开始有意识地强化和提高技术水平。以家电行业为例，从早期的引进生产线到现在的自主设计投资，扩大产能，企业不但装备了更先进的“硬件”，而且技术研发和企业管理等“软件”也在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过去的“脑体分离”逐渐向“脑体合一”转变——中国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很多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迁到中国，因为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完善和提高，中外企业都意识到，研发必须和制造环节紧密结合，才能更高效。而中国本土的技术人才日益丰富，也是促使更多的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的必要条件。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随着目前这种“脑体合一”趋势的发展，中国本土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很多消费品，尤其是一些消费类电子产品在中国的更新速度远高于欧美市场。这种需求端特点的变化反过来又会成为新产品研发的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业在相关产品领域的技术水平。《电器》：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的确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低成本”了。

陈耀：应该说，随着“成本优势”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更加明显，特别是我们的研发能力、配套能力以及产业工人的素质等优势。这些都是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赶上的。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至少还可以维持20年。

制造业面临“困境”

《电器》：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制造业的确正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陈耀：目前制造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三点，“成本压力、需求不足和资金紧张”。造成这种局面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三方面。

第一，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其中包括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等原材料价格长期处在高位。

第二，中国宏观调控的影响。这里面既有汇改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并在最近两年到达一个高潮的事实。也有为缓解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的平衡，中国政府部分取消了鼓励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退税等。还有为控制过热的经济，中国执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等。

第三，国内区域性政策落实的影响。近年来，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其中节能减排和提高劳动者社会保障水平就是两个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各地区政府都面临着相当大的政绩考核压力，因此对制造企业环评控制和新《劳动合同法》的落实也就监督得非常严格。这些都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电器》：这三方面的困难，制造企业应该怎样应对呢？

陈耀：企业需要区别对待这些宏观因素。对于中国目前采取的土地供应量紧缩、环境评价要求、员工保障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政策导向，企业要认清这是一种长期的国家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因此企业不能回避，必须尽快适应。而对于那些原材料价格上升、国际需求减少等“输入性通胀”，则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特点。其实，原材料价格不可能永远上涨，持续的涨价多少都会有投机的成分，因此涨到一定程度总是会回调的。

《电器》：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这些就是中国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吗？

陈耀：其实这些都是外在原因，中国制造业正遭遇的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中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暂时性供求关系失衡的反应”。特别是以前我们过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投资过热，引发了能源等原材料需求的过快增长，以及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电器》：制造行业整体增长出现下降，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宏观调控已经见效，下一步可以改变从紧的政策了？

陈耀：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波宏观调控，至今已经五年了，从目前来看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很大，CPI和PPI指数都很高，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短期内从紧的经济政策不会改变，但是有可能采取更灵活的调控方式。

抓住转型机遇《电器》：目前有些企业为部分化解中国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开始转移生产能力，比如向中国西部地区投资，或者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投资。

陈耀：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分析。中国大陆地区正在部分地复制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早期格局，很多企业将研发和营销总部设在沿海地区，而将制造工厂转移至成本相对低的西部地区。同时，也的确有一些制造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投资。

但是，这种转移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我们的实际调研结果看，目前中国制造企业进行产业转移需要考虑两个“指标”，一个是“产业的本地关联性”，另一个是“产品的外向度”。说到“产业的本地关联性”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制造业多年发展形成的一个优势——日渐成熟的上下游配套能力。比如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的家电制造业，方圆一两百公里内，就可以配齐产品制造的所有配件，深圳地区也正在形成服务于IT技术研发的配套能力。而且现在的企业都不再遵循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而全”发展路线，什么都自己生产，而是遵循现代制造业的高度分工规律。所以，企业的“本地关朕性”越高，转移的动力就会越小。“产品的外向度”也就是外销比例的大小，也会影响投资转移的决策。出口比例大的企业对投资内地的顾虑就会大一些，主要是考虑内地的物流运输成本问题。

《电器》：从这两个指标角度分析，目前中国制造业向更低成本地区转移的效果究竟怎么样？

陈耀：在国内，正在开始出现“集群式迁移”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之间任何中间产品都可以相互提供市场空间，集体转移可以实现成本的迅速降低，提高产业的转移速度和响应速度。

而国际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比如向东南亚投资，由于条件所限，这种“集群式迁移”的模式还很难出现，再加上这些新兴工业国家产业工人素质有待提高，短期内投资成本未必会有明显下降。《电器》：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条件，比向国外投资的条件要成熟得多，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物流条件等问题，大环境和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陈耀：中国制造业总量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6%，这个比例甚至高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4%），可见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之重要。而且，制造业对于消化中国庞大就业压力也十分重要。所以，继续强化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优势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是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

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已经看到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浙江的块状经济，广东的专业镇（产区）模式等，都成为这些承接转移地区的模仿对象。国家也出台了各项措施，如专项补贴，鼓励中西部地区改善物流条件，加强招商能力。

《电器》：除了产业转移，国家对制造业整体发展方向有哪些规划？

陈耀：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制造业发展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结构调整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惯性影响，过去几年总是效果不理想。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正是一个机会，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推动企业向节能降耗、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类型改造。

同时，宏观环境也迫使企业必须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客观地说，中国的制造企业这些年来虽然发展很快，规模扩张惊人，但是与制造业强国的企业素质相比，仍然差距很大。如果能够借目前的危机改善内部管理，提高成本控制和质量意识，那就能实现“坏事变好事”，化不利为有利。《电器》：近期国家会出台什么类型的政策？

陈耀：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制造业面临的一些困难，正在进行摸底、调研，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将区别对待，淘汰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移一部分优势不再的企业，鼓励发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如创意产业、服务外包等。

前两年，为抑制贸易顺差，中国出台了一些控制出口的政策。近期中国政府也再次表示，出口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对这部分的调整要防止力度过猛，避免大起大落。

各地方政府也正出台新的产业政策，配合制造产业的调整。如深圳政府最近就出台了新的出口鼓励政策——新增出口每增加一美元，奖励企业0.03元人民币；销售额以1亿元为起点，每增加一定数额也会设定不同的奖励。
来源： 腾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