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孕育了天津

　　早在金朝时期，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为保障首都吃粮，每年有大批漕船经运河将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粮食运往中都，这样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成为漕运的重要枢纽。为保证漕粮能安全抵达中都，金朝在北运河的武清（今天津武清区）和南运河的柳口（今天津西青区杨柳青）派驻了“巡检”，并在三岔河口一带设立了直沽寨，派有正、副都统率兵戍守。直沽寨的出现，使天津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日后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在大都（今北京）设立国都。为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保障大都每年数百万石粮食及各种物品的供给，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大运河的治理与通航，在当时朝廷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忽必烈开始全面规划、统一治理大运河。忽必烈进入大都的当月，就召见了当时年仅31岁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听取他对修复大运河的意见，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事”的“督水监”。郭守敬经多次实地考察、测绘后，认为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因黄河多次改道已全线淤塞，恢复通航十分困难，于是大胆提出取直运河的想法，即甩开隋唐运河的通济渠段（徐州至洛阳段），让大运河从徐州向北，经济宁至临清，再进入隋唐运河的永济渠段，航程可以缩短七八百里。元世祖忽必烈批准了这个方案。从此，开创了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的新时期。

　　由于当时每年经运河输入元大都的近二百万石漕粮仅能满足京城常年用粮的一半，因此忽必烈下令开海漕，南方大量的粮食通过海运经天津大沽口进入海河，再经北运河进入北京，形成“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格局。因当时北运河杨村以北河道水浅弯多，海船不能直接驶入，于是在北仓（今北辰区）卸下粮货，就地屯储，然后改换小驳船分批运进北京，因此北仓成为“漕运之咽喉”，也成为闻名全国的皇粮屯储地。为便于办理接交，朝廷在海河下游距直沽不远、地势高敞的大直沽设立了接运厅，并在三岔河口至杨村的北运河岸边建直沽广通仓（含仓上、南仓、北仓）、直沽海运米仓等。同时，为保卫交接和转运安全，又在大直沽设立了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下设镇抚司。还在直沽驻扎了大批屯戍军队，由“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管理。元祐三年（1316年）又在直沽设海津镇，海津镇的设立说明元朝对直沽“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已有了深刻的认识。

　　为尊重南方漕运船民祈求海神保佑海漕运输安全的信仰，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并在大直沽敕建了天妃宫，妈祖文化从此由南方传入天津。数十年后又在三岔河口漕船较为集中的海河右岸修建了一座天后宫，妈祖文化进一步在天津广为传播，成为天津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绵延不绝。

　　元朝灭亡后，明朝定都南京，大都改为北平府，由燕王朱棣镇守。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以平定“靖难之乱”为名，沿运河南下，在直沽三岔河口附近的南运河渡河南下，最后攻占南京，夺得帝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入居北京，深知直沽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在直沽设卫筑城，派兵把守，天津城从此形成；并因其曾由此渡河南下，夺取皇位，因此将直沽赐名为“天津”。永乐二年（1404年12月）设立了天津卫，半个月后增设天津左卫，永乐四年（1406年12月）又增设天津右卫。天津卫、天津三卫、三津等名称由此而来。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时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每年经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达五六百万石。为减少漕运投入，朝廷准许漕船上的运军附载南北方土特产品，并免征税赋，这样每年至少有200万石以上的土特产品通过运河北上或南下，运河遂成为变相的商路，为沟通南北经济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天津地处河海冲要，“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因此造就了天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特殊地位。

　　至清代，运河的作用更加突显，除大量粮食经运河运往北京外，丝绸、南北方土特产品、建筑材料等也成为运河运输的重要物资。天津作为运河的中转枢纽，随着运河的动力不断增加，地位更加重要，漕运的兴盛使天津出现“商业区发达，水陆云集，车船如织，店铺林立，百货山积”的繁荣景象。从元代至清中叶末期，天津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运河在天津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晚期，随着天津的开埠，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当时天津的棉麻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0%以上，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70%以上，因此，海河运输逐渐取代了运河的功能，成为天津河海运输的重要通道，天津也因此迅速成长起来。

　　三岔河口作为南、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又紧邻天津老城，因此成为天津城市的发祥地。三岔河口原先位置在金钢桥下游今望海楼教堂处，北运河转了个大弯在这里与南运河和海河汇合。由于运河和海河弯道较多，航行颇费周折，1918年海河工程局将海河和运河裁弯取直，三岔河口向海河上游位置移了近数百米。由于运输需要，运河和海河的船只大多在这里停泊，各种商品在这里装卸，商业贸易也非常繁荣。这里不仅有钞关、盐关、直隶总督衙门及各种衙署，而且各种宗教场所也集中在这一带，充分体现了天津五方杂处、华洋杂处的特点。天津城北的侯家后、估衣街、锅店街等都因地处南运河畔而成为当年的繁华地区，天津最早的商业街竹竿巷、针市街、小洋货街等，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街道名称的由来就是因运河舶来的商品在这里销售而形成的。由于商业和运输的繁荣，很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并组织了同乡会，在运河两岸建起了会馆。各类货栈、商行、银号、钱庄鳞次栉比，脚行、镖局等也应运而生。

　　三岔河口还是天津早期工业和教育的兴盛之地，被称为华北机器铸铁工业摇篮的三条石，就坐落在三岔河口。在运河北岸还有著名的北洋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劝工陈列所、面粉厂、皮革厂、火柴厂等等。在教育方面有河北女师、达仁学校等。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著名的北洋法政学堂等也坐落在运河岸边。

　　三岔河口的繁华也成为戏曲、曲艺的摇篮。位于南运河岸边的侯家后地区是名伶、戏班会聚之地，如大吉利班、隆庆和班、义顺班等都在这一带；天津最早的京剧票房群雅轩也在这里。早期的京剧艺人如余三胜、谭志道、杨月楼、刘赶三、孙菊仙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被称为“老乡亲”的孙菊仙下海之前就是运河岸边的搬运工。

　　运河对天津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影响之深之广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大运河孕育了天津，大运河在天津的形成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北运河的历史变迁

　　北运河始于北京通州，终于天津三岔河口，全长14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北运河史上曾称沽水、潞水、白河，至明末始称北运河。元、明、清六百四十余年间，是航运业发展的极盛时期，运河沿岸设有多处米粮仓，如北仓、南仓、仓廒等地名就是因其而得名。清代所建北仓廒有仓房48座，共240间，可储粮40万石，是天津地区最大的皇仓。漕运的兴盛给运河沿岸百姓提供了谋生发展的机遇，其中船运就是热门职业之一。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统计，仅今天津北辰区境内83个村中，74个村有船户，共876家，从事船运业的人达四五千人。1860年天津开埠后轮船盛行，运河船运逐渐衰落。后来，随着津卢、京汉、京张铁路的相继开通，运河船运愈加减少。1929年因修屈家店闸，北运河运量日减。1964年后除摆渡、渔船及短途船运外，运河航运几乎全被陆路运输所取代。1966年修建官厅水库后，北运河航运功能全部消失。

　　北运河上游河流较多，至汛期诸多河流洪水涌入北运河，给北运河造成巨大压力，经常造成水患。据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年）北运河因洪水决口多处，动用民工六万余人。明成化六年（1470年）北运河决堤19处；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决堤12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于北运河洪水泛滥，曾有10次水淹天津城，水深10层城砖以上。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因北运河漫堤造成的特大水灾达21次之多。

　　自元以来至民国初年，历朝历代官府都对北运河进行过整治浚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始终没有根治水患。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共开挖“引河”8条，以减轻北运河水患压力。现在武清区还留有当年清康熙皇帝御书“导流济运”碑、乾隆御书“阅筐儿港减河水坝作诗”碑等，为保护好这些历史文物，前些年区政府将其都集中起来妥善保护。河道中遗留的数艘古沉船目前船体基本完好，仍埋在原处，以防出土后风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堤防加固及兴建水利设施，对防洪水利设施进行保护、改造和完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减轻北运河泄洪压力，在其左侧开挖了永定新河和永金引河。八十年代水利建设体系重点由“排涝为主”转为“排蓄并重，以蓄代排，建立自备水源体系”。并对河道堤坝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加筑砌石防浪墙。

　　九十年代后天津市委、市政府为保护运河、发展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计划地对北运河进行了多次治理。特别是2001年，市委、市政府对北运河最下游16公里进行了堤、林、路全面综合治理，清除河内垃圾，拆除河滩上的民宅、厂房等建筑物。沿岸新建4座占地30.2万平方米的主题公园，实施污水改道和带状绿化。治理后的北运河集防洪、引滦输水、环保、旅游、景观、通航等功能于一体，河水清澈、堤岸翠绿、泄洪畅通、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古老的北运河焕发了青春。在实施治理工程中，特别注重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传承，保留了北洋大学原校舍、古船锚、古铁炮，兴建了北洋名人墙和仿古码头等，体现了运河文化风貌。

　　南运河的历史变迁

　　南运河南起山东临清，北至天津三岔河口，历史上亦称御河、卫河、清河，在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汇合流入海河。南运河水主要来自其上游的漳河与卫河，因此南运河水系又称为漳卫南运河水系。南运河历史上曾是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一部分，因隋炀帝曾乘龙舟沿永济渠抵涿郡，故南运河被称为御河。

　　南运河历史上水灾严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为减轻南运河洪水对天津的威胁，曾亲沿南运河考察水情，提出在今静海以南的靳官屯开挖一条直达海口的减河，以利泄洪，并命驻守马厂的淮军总兵周盛传部三十余营承担此项工程。一年后工程竣工，这条人工河道被命名为“南运减河”，亦称“马厂减河”。为防止南运河水倒灌，在靳官屯修筑了九宣闸水利设施，李鸿章亲书“南运减河靳官屯闸记”，此碑至今在九宣闸北保存完好。马厂减河的开通，一方面解决了南运河泄洪问题，同时又解决了津南广大地区用运河水刷碱开荒问题，更解决了移驻小站地区淮军周盛传部屯田种粮问题，正如李鸿章在“南运减河靳官屯闸记”中所说：“一举而三善备焉。”驰名中外的天津“小站稻”，正是由于马厂减河的开通而培育出来的。

　　马厂减河的修通只是局部解决了南运河洪水对天津城区的压力，而不能根治水患。据记载，自1930年至1954年南运河发生过8次堤防决口，给天津造成的损失巨大，其中最大一次为1939年，当时占领天津的日军为减轻南运河洪水对市区压力，在杨柳青附近的南运河段炸开堤防，反而造成南运河洪水直泄天津，使天津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天津地区尽成泽国，今市中心和平路一带水深达1.5米，市区78%受淹，街道行船，受害民众无家可归，灾民达70余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南运河进行了多次整治，1951年开挖了独流减河，南运河被独流减河截断后，分别开挖了上、下改道工程，修建了上改道节制闸、船闸和下改道进水闸。从此，南运河来水经上改道节制闸入子牙河，再由下改道进水闸入南运河。南运河上的来船经由上改道船闸入子牙河进海河，独流减河以北的南运河段变为引水排沥河道。

　　改革开放后，为保护南运河，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南运河进行了多次治理。其中，2000年完成了三岔河口以上5公里河段的治理。2002年对杨柳青段4.1公里河段进行了综合治理，使杨柳青镇古镇这个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更加妩媚，成为我国十大魅力名镇之一。2005年又启动了外环线以内6公里河段的开发整治工程。天津境内的南运河不再承担防洪任务，只作为排沥河道，“引黄济津”时作为输水河道设计流量为30—50立方米/秒，其堤防同时作为大清河系蓄滞洪区的外围堤。

　　南运河作为古代联结南北经济的运输线、生命线，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养育了沿岸百姓，沿河百姓除利用运河灌溉农田、发展水上运输、打鱼捞虾外，沿河湿地盛产的芦苇等也成为百姓谋生的重要资源。历史上苇席、苇编业在天津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驰名中外的天津大白菜、天津冬菜、独流老醋、沙窝萝卜等都与南运河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南运河作为保证天津城市工业、生活用水的重要通道，在“引黄济津”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南运河天津段沿岸最为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闻名世界的“杨柳青年画”。杨柳青作为运河古镇，曾是南运河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杨柳青年画，传说与苏州桃花坞年画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而京杭大运河正是这种传承的媒介。杨柳青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在雕版上印出墨线轮廓后，由人工施彩一笔笔描绘而成的，因此杨柳青年画更为精细、生动，色彩更加丰满、圆润、细腻，使木版年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杨柳青年画全盛时期，这一带曾是“村村点染，户户丹青”，由此可见杨柳青年画的销量。杨柳青年画的另一个特点，是题材广泛，因此深受人们喜爱。杨柳青年画题材除农村年节要贴换的门神、灶王、财神等神像外，大多数题材都是来自于民间生活，或是人民群众喜爱的传说故事、历史人物。杨柳青年画的创作者们把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和故事，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都通过版画表现出来，使人们从中获得美的愉悦与享受，如“农家乐”、“莲（连）年有鱼（余）”、“五子夺莲”等等。近代杨柳青年画还有许多反映时事的题材，如“火烧望海楼”、“义和团大战老龙头车站”、“天津紫竹林跑自行洋车”等等，在没有照相机的条件下，用版画形式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画面。杨柳青年画经过几百年的流传，传统工艺不仅完好地保持下来，而且有新的发展，现在已列入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运河文化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坐落在天津城西南运河岸边的水西庄，该园为康熙年间大盐商查日乾所建，后历年增建，成为天津最为著名的私家园林，也是中国四大私家园林之一。虽然它与扬州瘦西湖的盐商园林没有直接关系，但两地园林都地处运河岸边，运河文化使这两地园林又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沿运河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多会聚此园吟诗作赋，挥毫绘画，著名画家朱导江、石涛等都曾长期在此居住作画。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四次驻跸于此，并亲笔将该园改名为“芥园”。水西庄繁盛时期成为当时天津文人文化的代表。

　　结语

　　运河文化对天津的民间文化乃至饮食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影响，可以说运河文化与天津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保护好大运河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天津对南、北运河的整治进行了规划。其基本原则是：结合运河文化保护，加强对历史遗产和特色民风民情的保护和挖掘；加强对现状特别是与运河相连水系的保护与改造，与运河景观相融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对运河造成污染；结合生态文明镇、村建设，在镇村建设区与运河之间建设生态防护林带；加强运河功能和景观设计，以人为本，突出“生态”主题，使水体、绿化植物、历史文化遗迹等与周围建筑有机联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同时实施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工程，进一步加强运河沿岸李鸿章所撰《南运减河靳官屯闸记》碑、运河河道中的宋代古船、古城遗址、古墓葬以及九宣闸等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积极抢救、保护、整理民间花会“推碌碡”、“小车会”、“打冬网”、运河船工号子、运河民俗、民间传说、谚语等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运河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