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分析称，首先是我国独特的开放发展模式，在收入水平很低的阶段大规模引入外资，导致目前中国出口的60％来自外资企业；其次是我国发展阶段较低的特殊国情，发展初期阶段不充分就业，劳动力成本长期被压低，而企业发展初期阶段，很难成功地“走出去”；第三是国际经济政治和货币体系的因素，包括新的亚洲区域供应链的形成，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进口限制，美国的长期逆差和美元的持续贬值；第四是国内体制方面的缺陷，资本项目不能马上开放，财税体制的缺陷导致企业储蓄过大，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性行业不交租。

　　樊纲建议，可以通过国企分红、收取资源租金和减税解决我国经济内外不均衡的情况，这些措施将有利于缓解贸易不平衡；减少资源价格扭曲，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缓解行业间收入分配的“苦乐不均”；同时国家通过收取“租”和“红”，可以降低包括居民所得税在内的其他税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真正促进消费比重提升。

来源：新华网